“够，”我望着粮仓深处的阴影，那里堆放着捷尔任斯基工厂的炮弹，“因为胜利，就藏在每个面包的麦香里，在每发炮弹的钢火里，在每个苏联人望向彼此的目光里。”

当第一颗信号弹在纳罗-福明斯克上空炸开，我知道，这只是胜利的前奏。列宁格勒的“生命之路”还在延伸，捷尔任斯基工厂的铁锤还在敲打，每个士兵的钢盔里，都装着来自冻土的希望。后颈的伤疤在灯光下泛着暗红，与地图上的红色年轮相互辉映——那是谎言与真实的共生，是农民与领袖的融合，是一个灵魂在战火中完成的蜕变。

窗外，暴风雪渐渐平息，冰原上的车灯连成一片，像条流动的星河。我知道，前方还有漫长的寒冬，但只要“生命之路”的粮车还在冰面上奔驰，只要捷尔任斯基工厂的火星还在闪烁，只要每个苏联人手中的麦粒还在发芽，胜利，就永远是冻土上最坚实的信仰。而我，作为这信仰的具象，终将与千万个“伊万娜塔莎”一起，成为冰原上的生命年轮，永远镌刻在这片土地的记忆里，见证着苦难与希望的永恒交响。

霜刀滴血映星寒，铁火锻魂年复年。

且看熔炉翻巨浪，熔金化土铸新天。

克里姆林宫大会堂的青铜大门吱呀开启，我的军大衣下摆扫过台阶上的积雪，胡桃木烟斗的咬痕硌着齿间——这是三个月来第107次握紧它，齿印已与斯大林的完全重合。朱可夫元帅站在门内，肩章上的红星凝着冰碴，低声道：“各方面军代表已就座，列宁格勒的代表带着冰面运输的车辙印参会。”

大厅穹顶的水晶灯在煤油气灯下显得昏暗，却照亮了万张疲惫却坚定的面孔。前排坐着绷带缠头的伤兵、沾满机油的工人、裹着降落伞布的农民，他们的目光汇聚在我胸前的勋章上——那是捷尔任斯基工厂的女工们用弹壳熔铸的，中间嵌着半粒焦土中的麦粒。一位伤兵的钢盔斜扣在膝头，盔沿上用粉笔写着“1941，冻土不冻心”，字迹被体温融成浅灰，却像刻进了金属。

“同志们！”我踏上讲台，声音撞在马赛克壁画上，惊落穹顶的冰屑，“当德军的坦克在红场近郊打滑时，我们用三个月时间，在冻土上锻造了新的钢铁年鉴！”会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，混着伤兵的咳嗽与工人的锤声——那是捷尔任斯基工厂通过广播传来的背景音，每声敲打都像在为演讲打拍子。

展开手中的统计报表，油墨在低温下有些模糊，却盖不住滚烫的数字：“十二月，我们的士兵用血肉挡住了德军的钢铁洪流，”我提高声音，目光扫过前排冻伤的战士，他们的棉手套缝着T-34的履带纹，“51万同胞倒下，其中13.2万人被零下40℃的严寒冻伤，但他们的血，让德军的1115辆坦克、2794门火炮永远留在了冻土！”

会场寂静如冰，却有啜泣声从角落传来。一位母亲站起来，她的围裙上绣着“我的儿子在冰上生命线”，手中举着儿子的工牌——那是在运输粮食时坠湖的司机。工牌边缘卷着毛边，照片上的年轻人笑得像夏天的麦田。“这不是损失，”我指向穹顶的红星，“这是冻土对侵略者的 toll，每滴血都会在春天化作麦穗！”